网络暴力源头治理需重塑社交平台生态

网络暴力发生原因复杂，平台被认为是“第一道防线”。

澎湃新闻旗下的“湃客工坊”发布的一篇文章称，在其梳理的311个网暴案例中，网暴事件多肇始于社交媒体平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撰文指出，在网络暴力治理活动中，最有可能并且最有能力干涉网络暴力事件发生的治理主体是平台运营者。在他看来，平台运营者能够更早知晓潜在的网络暴力风险以及平台内存在的网络暴力信息，并且也能够通过封禁账号，屏蔽、删除信息等方式对网络暴力信息采取直接拦截。

2022年4月，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开始介入网络暴力治理。其后又出台多部涉网络暴力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强调压实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主体责任。

“对方关注或回复你之前，24小时内最多只能发1条文字消息”。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已对来自陌生人的私信进行限制。据了解，用户还可主动打开“一键防护”，开启防护的用户不会再收到来自陌生人的消息。此前，很多网暴信息都来自陌生人私信。

在政策倡导下，2022年起各大平台陆续推出一键式网暴防护功能。开启防护的用户还可以通过设置评论权限、添加屏蔽词等方式来自行隔绝负面信息，保护自己。

为进一步提升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效能，今年6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对平台提出全流程治理要求。

平台面临治理困境

“这UP主在国外生活过，屁股歪”“我认为这个曲子作者是抄袭的，因为印象中这歌在哪儿听过”等。在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看来，一方面，这些“诛心之词”很有可能使得被评论者陷入挫败、失望、愤怒、抑郁之中，客观上产生网络暴力的伤害效果;另一方面，这些信息也有可能属于公民正常的言论表达之范畴，难以设立统一明确的规范以区分合理的推测怀疑与恶意的揣测攻击。她表示，对这类网络暴力信息“治理难度最大”。

吉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朱笑延发现，数字时代的网络暴力信息已经从“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为主的违法信息转向以“侮辱性不大，伤害性极强”为主的不良信息。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对网络暴力信息给出了定义，既包括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威逼胁迫、侵犯隐私内容的违法信息，也包括影响身心健康的指责嘲讽、贬低歧视等内容的不良信息。

据朱笑延观察，在强调娱乐至上、玩梗戏谑的数字化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暴力中不良信息的比重越来越高。与网络侮辱、诽谤信息不同，这些不良信息更多地表现为道德指责、阴阳怪气、主观臆测、“三俗”等情绪化色彩的表达 。

平台能否处置好“不良信息”，目前还存有疑问。“湃客工坊”的测试结果表明，平台多能拦截含有明确辱骂词汇的极端言论，但对隐晦和讽刺性网暴信息拦截效果不佳。

在武汉被撞学生妈妈被网暴事件中，“妆容精致”“三天换两双香奈儿鞋”等与网民日常的言论表达极为接近。在朱笑延看来，社交媒体平台无法在语言识别模型的设计中穷尽列举所有网络暴力信息，又难以在技术上区分网络暴力信息与其他情绪化的言论表达。如果仍要求平台全面审核处置海量的网络暴力信息，将带来巨大的治理压力，或者可能伤及网络空间的言论表达。

审核重点转向重塑平台生态

动辄群嘲“国男”“普信男”，不加区分冠以“小仙女”“捞女”，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已成常态。设置冲突议题、侮辱诽谤他人，成为一些自媒体的流量密码。

朱笑延分析说，按照流量进行内容分发的运营模式下，平台有意无意搭建了鼓励偏激言论生产、放大极端情绪扩散、助推舆论走向异化的媒介环境，这种异化“合理化”了网络暴力信息并被网民普遍接受。

平台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完全管控大量网络暴力信息。在朱笑延看来，治理就需转变思维，将重心从网络暴力信息本身转向诱发网络暴力信息生成传播的环境机制上。“社交媒体平台的治理责任在于将其开启、强化的网络暴力信息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对所有的网络暴力信息负责。”他表示。

朱笑延对平台事前预警、事中处置、损害防治义务赋予了新内涵：如事前识别各类诱导网民群体生成网络暴力信息的话题营销、账号发言、热搜组织、直播运营等内容业务，精准排查歪楼引战、制造对立、激化矛盾的重点账号;事中采取多样化治理策略，赋予理性发言和多元化的信息更多的传播影响力，阻止极端化、情绪化的网络暴力信息;事后履行被害保护义务，削弱网络暴力信息的舆论宰制能力。并据此对平台的义务履行标准全面调整。

“让各平台都有稳定预期，重塑网络生态，才能系统地减少网暴信息的生成、传播和异化。” 朱笑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