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互联网失去梦想

上世纪90年代，深圳街头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穿西装、打领带、手拿大哥大、腰挎BB机，嘴里念着ABC，这是早期成功人士的形象描述。这群中国商人，和当时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的学子们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去美国。俞敏洪创办培训学校的初衷，也是为了攒学费出国。

然而，1994年之前，中国人要想了解美国，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报纸、从海外回来的亲友，以及头一年引起全民观剧热潮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转折发生在1994年春天。

这年4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找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负责互联网对外合作的斯蒂芬·沃尔夫，口头敲定了一项协议。4月20日，中科院网络中心用一根64K的国际专线接入互联网，自此，中国开始“联网”。

同年，凯文·凯利出版了后来有互联网圣经之称的《失控》，从生物学的角度探讨经济、科技和技术的。张小龙便是他的粉丝之一。几十年后，在中国互联网创业潮风起云涌之时，几乎人人必谈《失控》。作者KK也成为各类互联网活动的嘉宾，经常与马化腾这样的大佬对话。某种程度上，他的出席可以成为评判一场活动规格的参照体——就像飞天茅台之于一场商务宴请的意义那样。

但回到1994年的中关村，互联网还是新鲜事物，人们还无暇思考过于久远与深刻的事情。

1995年，第一块互联网广告牌竖起在中关村南端的路口：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广告牌属于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瀛海威公司，老板是32岁的女商人张树新。她抓住了互联网的风口，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布道者的角色，比如免费向社会人士提供上网培训等。

不过，就像九十年代上演的无数商业故事一样，理想与现实展开着无尽的缠绕与搏斗，无数人走失在交叉路口。最终，张树新只是成为了互联网进程中的先驱。

互联网的浪潮来势汹涌。到1997年10月时，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达到62万。

此时，第一代互联网明星已经诞生。李学凌曾经断言：如果1997年站在海淀黄庄路口大喊“我是Foxmail张小龙”，一定会有一大群人围上来，让你签名。

张小龙，一位在广州工作的沉默湖南人，从1996年开始搞副业，白天在无趣的事业单位熬时间，晚上一行一行地敲代码，做出了用户体验极佳的Foxmail。——在90年代，这种孤胆英雄式的故事，无疑会为这款产品与开发者再添上一份魅力。很多人发邮件与他探讨，包括马化腾、周鸿祎、李彦宏、丁磊。这些人原本也是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关注者，其中几位都曾经是惠多网的地方站长或者活跃成员，任何一项新冒出来的技术，都会吸引到这帮人。

雷军更是在1998年秋天一度提出要收购Foxmail。但在张小龙给出15万报价后，金山研发部同事提出这种产品“我们一两个月也能做出来”，收购就此作罢。不过雷军的投资天赋倒是已经初显。

对于那个时期的张小龙而言，理想主义浓度最高的一刻，可能出现在他辞职的那天。此后，他开始专心维护Foxmail。但没过多久，这就被证实不是一项幸福的工作。因为看不到未来，张小龙曾经想过把这款产品送给朋友。“也许再过半年，找不到合适的发展机会，干脆去美国算了。”

这是互联网泡沫席卷美国的一年。

此前几年，美国家庭电脑拥有率飞速增长，互联网的新故事有了基础。1995年8月9日，成立不到16个月的网景浏览器在美国上市，开盘即暴涨，《华尔街日报》评论称：美国通用动力公司花了43年才使市值达到27亿美元，而网景只花了1分钟。24岁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的名字，传遍在硅谷与华尔街，甚至被誉为“下一个比尔盖茨”。

1994年，贝佐斯创立亚马逊，最开始选择的SKU是图书。3年后，亚马逊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此时，“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热词，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只要在公司名字后面加上.com，公司股价马上就会涨几倍。

但狂欢之后，危机很快降临。2000年2月，纳斯达克市盈率达到200倍，泡沫溢出在即。这年，美元在3月开始大幅加息，此后2年，纳斯达克指数从最高5028点一路跌倒1114点，蒸发三分之二。无数互联网公司宣布破产，亚马逊和Ebay这样的巨头市值也被拦腰砍下。

中国也未能幸免。网线连通了梦想，也公平地让所有创业者都尝到了泡沫破灭之后的痛。

当时的凶险，从诸多大佬的感慨与回忆中可见一斑。陈天桥说，2001年之前盛大几乎每天都可能死掉。马化腾曾经想过300万价格出售腾讯，但失败了。张小龙为Foxmail开出的15万报价，大概多少也是有些无奈在里头的。

如今来看，那场危机成为天然的筛选器。废墟中活下来的很多公司，在日后具备了更加强劲的韧性。对于那些穿越了暴风雪的创始人而言，狂热退去之后，梦想才开始真的发光。

马云在泡沫中没有太为钱而发愁。2000年1月，阿里巴巴获得了软银的2000万美金融资，加上蔡崇信深厚的金融背景，马云在杭州城里感受到更多的是和煦、是意气风发。当年9月，他还办起了西湖论剑，日子选在教师节当天，嘉宾包括搜狐的张朝阳、新浪的王志东、网易的丁磊、8848的王峻涛。其中好几位，都与他是站长时期的旧识。

当然，对于马云来说，那天最重要的嘉宾还是金庸。在桂花香味满街飘散的杭州初秋，这位金庸迷弟感受到了心想事成的欣喜。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是梦想最具体的阐释。

02 抢时间的生意

1999年年底，马化腾有一个重要的KPI：卖掉公司。

彼时的腾讯账上只剩下1万元现金，就连ICQ的侵权官司都没钱去打。然而，接连六七名投资者都拒绝了马化腾的300万报价。一位朋友甚至说：没钱可以不还，但我不要你的股票。

这不难理解。

彼时腾讯的商业模式看起来并不诱人。尽管注册用户超过100万，但变现模式不明朗，加上昂贵的服务器费用，让OICQ看起来就是一个垃圾业务。不用考虑变现，纯流量也能成为硬通货，是互联网发展到后面的剧情。

当时互联网真正的主角是门户网站。搜狐公司那句“上搜狐，知天下”的口号，并非妄语。门户网站几乎是所有网民打开电脑后进入的第一个页面。谁掌握了入口，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熬过危机的腾讯在2003年入局门户生意，便也不足为奇了。此后，内容与社交成为它最为重要的两把斧子，基于此聚拢的流量，构成了它在很长时间内的护城河。

相比后来被算法主导的内容，门户时代的信息筛选，决定权落在编辑手中，因而也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风格。2006年，挖来一批资深传统媒体人的腾讯网，决心要改变此前“低龄、低学历、低收入”的形象。成为真正意义的主流媒体，也进一步挖掘广告价值。

某种程度上，互联网暂时接住了传统媒体人的理想。

不过，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社交永远是比内容更具想象力的版块。两者的共性在于能增加用户粘性，提高用户停留时长，但很显然，社交的能量更足。从QQ到微信，腾讯帝国的建立与迭代已经足够证明这一点。

一度，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业务里，都或轻或重地闪动着社交的影子。游戏更是如此。无论是腾讯早期低门槛的休闲游戏，后来的DNF、《穿越火线》《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以及拥有复杂运行系统的《魔兽世界》，这些顶级爆款，全部离不开社交属性。

互联网连接所有人的梦想，在游戏的虚拟世界里，最大程度地被实现。

新浪微博曾经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

2006年，旧金山的三位年轻人推出一种新型社交产品，取名Twitter，灵感来自博客，但更轻，只需要140个字。王兴很快发现，并在2007年5月就效仿做出了饭否。但真正的王者新浪微博，在2009年8月才上线——此时饭否正在被关停。

门户的故事由此改写。当时，新浪CEO曹国伟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位名人打电话，邀请他们开通微博账号。意见领袖的活跃，带来了流量的潮涌。到2011年年底时，中国网民中近一半成为微博用户。

参与感与在场感，成为微博为用户造出的梦境。日后，短视频平台取代了这个角色。

新旧角色的交替，在互联网世界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它在中国出现的频次远远高于美国。最典型的是电商生意。在马云声称阿里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的时候，拼多多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进攻。随后，在众人看来已经稳固的电商格局，骤然变动，阿里走入了为傲慢买单的漫长的季节。

“初心”在电商公司近几年的集体反思中成为高频词。显然，经营者们渴望找到那套丢失在过去的密码，继而找到那扇未来的正确的大门。

互联网创业者关于初心的故事，确实很打动人——更重要的是打动资本。

2005年，网易媒体人李学凌下场创业。虽然以前经常写文章批评雷军，但他在报道中展现出的深度和洞察力给雷军留下深刻印象。当时还是金山公司CEO的雷军，向他投出了自己投资人生涯的第二笔钱，100万美元。欢聚时代就此成立。3年后，公司推出YY语音，解决了游戏玩家连麦的问题。

2012年，欢聚时代在纳斯达克上市，雷军收获了投资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按照首日收盘价计算，雷军持股价值超过1.2亿美元——相当于7年时间获得120倍回报。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陌陌身上。创始人唐岩在网络中能写出酣畅淋漓的激昂文字，与人展开唇枪舌剑，但现实中，却不好意思在酒吧搭讪姑娘。基于LBS的陌生人社交软件陌陌，解决的便是这类需求。2014年12月，唐岩也敲响了纳斯达克的钟声。

痛点即需求。

一手搭建起微信帝国的张小龙，本身不善社交，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社交的深刻理解。比如：社交的本质是找到同类。当然，作为大神级别的产品经理，他可以更多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人手、打磨产品。早期微信面试时，他曾仅仅因为对方不喜欢摇滚音乐而放弃这个人选。在他看来，产品经理不能过于理性。

或许足够孤独和敏感的人才能做好社交产品。但多年之后回头来看，你很难说，这些如今占据了人类生活多数时间的社交产品，究竞是缓解还是加重了孤独。

网友很多，朋友很少，成为一种新的困境。

当人们把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互联网上，竞争的主题也随之改变。它不再是按赛道划分，而是变成了围绕“碎片时间”的争夺。——自然，也更加残酷。

03 狂欢

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总是沉闷阴郁的。

2009年，40岁的雷军有钱，但没事做，这让他觉得很痛苦。曾经的梦想“创办一个伟大的企业”在夜里反复折磨着他，他感觉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了——如果你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没有到达的每一刻，都是现实对你的折磨。

同岁的张小龙此时在腾讯负责QQ邮箱业务，因为商业变现始终模糊不清，他的团队在腾讯游离在边缘地带。

也是这一年，26岁的张一鸣告别了王兴，转去做房产网站九九房，大学毕业4年，这是张一鸣的第4段工作经历，他还在寻找人生的支点；老领导王兴也在等待饭否重新开放的过程中慢慢失望，他已经连续创业两次了，均遭遇失败，要说没有迷茫显然不可能；程一笑还在给惠普打工。河北霸州，程维在这里负责支付宝的区域运营和B2C业务，还没有太多露脸的机会。

传统互联网大厂中，马化腾也在焦虑，这一年，QQ用户在PC端的增长速度已经严重放缓，手机端的增长还没有爆发，寻找下一个战略增长点，迫在眉睫；王坚正在北京上地哆哆嗦嗦的打下第一行代码，办公室没有暖气空调，咖啡需要自带，他的创业条件艰苦，更难堪的是阿里内网对王坚的揶揄：每年都以为王坚会走，但他就是赖着不走。

这是移动互联网风暴爆发前的寂静，“老男孩”们充斥着失意和彷徨。此时的他们，似乎每一个人都憋着一口气，亟待爆发。

布道者乔布斯恰逢其时。

28岁的记者周源在2008年去到了Macworld大会现场，并抢到第四排的好位置，可以清晰看到乔布斯的手势。这一年，苹果在国内的首家门店开业，三里屯小广场第一批排队的人里，周源遇到了同行黄继新。两年后的冬天，他们与另一位合伙人张亮，在距离苹果门店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创办了一家公司：知乎。

那是2010年。iPhone4 面世。此时，上线两年的App Store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生态，真正属于移动互联网创业的时代，就此开启。

这年冬天，一家名为斯凯的公司顶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第一股”帽子的递交了赴美IPO招股书。招股书里有一项这样的数据：截至2010年9月30日，该平台上有4.789亿个手机用户，累计下载量36亿次，人们称其为“‘山寨’App Store之王”。

要知道，2010年之前的中国，iPhone的数量可能不到500万台，安卓手机的出货量也应该刚过千万台。显然，这个平台上的近5亿台手机，大多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智能手机。但这已经足够证明移动端的巨大潜力。

雷军更早地捕捉到了趋势。他提前两年开始研究手机，约人讨论时，经常一见面就掏出书包里的几十台手机。他一度与魅族黄章交往甚密，因为当时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两家互联网手机公司：一是苹果，一是魅族。”

小米公司在2010年4月的成立，算是对这句判断的一种“背叛”。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智能手机开启最热闹的黄金十年。罗永浩会扛着“我是米粉”的牌子去参加小米发布会，各种新品牌涌现，取名相当随意：大可乐手机、小辣椒手机、青檬手机——相比之下，锤子已经算是很正经的名字了。

当然，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消失在了大浪淘沙的过程中。

在这场移动互联网的狂欢中，资本成为暗涌。多数时候，它在水面之下，却是能影响甚至改变竞争格局的重要存在。2010-2011年的中概股上市热潮，让大批互联网创业公司拿到融资。不考虑盈利，用最充足的弹药，去抢占最高的市场份额，是这片战场上默认的玩法。——这也让资本变得更加重要。

2010年，新成立的美团拿到红杉2000万美金的投资。晨兴资本和启明创投下注小米，IDG资本重仓91无线，红杉资本和经纬创投投资海豚，金沙江创投加持点心。PC 时代错过马化腾和马云两颗遗珠足以让资本吸取教训，这一次，他们打算全拿回来。

弹药充足，移动互联网的战火也格外热烈。战火没完没了地在各个赛道燃烧着，从团购、O2O到打车，补贴大战的力度与频次之高，很容易让人觉得资本的钱可能是大风刮来的。

阿尔法基金创始合伙人许四清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风险投资投出去了155亿美金，较2013年增长了60%，如果加上人民币VC基金，中国VC的投资规模已经不少于美国，如果再加上市公司的风投项目，中国去年VC规模已经超过美国。

鼎辉创投的王功权曾这样调侃：“在海南，曾经说一颗椰子下来能砸到三个经理，现在一颗椰子下来能砸到三个投资人。”

而对于普通创业者而言，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友好之处在于：门槛足够低。

一张BP就能拿到天使投资，见面几分钟就敲定高达数千万的融资……造梦时代，一切都变得有可能。当然，事后回看，创业者的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这些故事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移动互联网之下，手机网民的迅速增长。

换而言之，水大鱼多，是时代的红利。

移动互联网的风，吹出了一个新名词：BAT。三家拿到新船票的公司，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为互联网江湖的三座码头。扩张，无尽的扩张，高举战旗的BAT一次次掀起市场的狂欢。2013年，百度以1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91助手。此后，创业者从to B or to C，逐渐进化到to VC、to BAT，资本热闹依旧，但一些隐忧也就此埋下。

字节跳动走出了自己的节奏。它没有依附于BAT中的任何一家，而是成为了自己的“码头”。

相比BAT以及PC互联网时代的创始人们，张一鸣理性冷静得如同AI机器人。张朝阳会配合杂志封面拍摄自己在北京核心地带玩滑板，BAT的老板们会在自家年会上COSPLAY，但张一鸣鲜有如此彰显个性的时刻。

在最初投资了字节跳动的王琼看来，张一鸣“一直是很理智，淡淡的，没什么情绪”——2012年的大年初期，在一家尚未正式营业的没有暖气的咖啡馆里，在餐巾纸上画出今日头条产品雏形，是王琼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激动。

《财经》杂志援引同事对张一鸣的评价称，这位CEO最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是“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那场2016年的采访中，张一鸣谈到价值观、梦想这些话题时说：

“我是我，产品是产品。CEO的职责为什么是把自己的喜好加到产品上？CEO的责任是为公司创造效益，为员工提供薪水，为社会提供产品服务——这是企业的目标，而我做的事要最有利于这个目标。公司的价值可能不是我的价值，公司的价值观也不受我的价值观影响，公司的价值观事我理性的根据公司的愿景来定的。”

“我不喜欢不确定性。这与我的程序员出身有关系。”

最后被问到“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把英语学好。

那也是张一鸣为数不多接受的采访。5年后，他宣布辞任字节跳动CEO。此时，互联网创始人隐退的风潮正盛。从马云开始，黄峥、张一鸣、宿华陆续卸任，且后几位“退休”时的年龄都在38-40岁，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正是精力旺盛之时。

而他们“退休”的官宣理由看起来都出奇一致，总结起来一句话：未来将关注公益和前沿科技。

这或许也是另一种逐梦的方式。

只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太过宏大与模糊的梦想，对现实便失去了探照意义。

04 转场

雷军在发布会上穿起了西装。

变化是从小米进军汽车开始的。一个调侃的说法是，造手机时雷军穿得像乔布斯，造汽车时雷军穿得像马斯克。

雷军的转身始于2021年。他决意将汽车作为人生的最后一场创业。上一位想从手机圈跳到汽车圈的人是贾跃亭。但他在2017年7月飞去美国后，“下周回国”的诺言兑现，就变得遥遥无期了。

小米SU7上市的那场发布会，雷军凭一己之力让汽车发布会实现了破圈。从官宣造车至今的3年时间，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千回百转。

价格战频起，每一位为梦想买单的新能源车车主，从付款的瞬间开始就要做好被背刺的心理准备。因为从那一刻起，他所拥有的资产就开始贬值了。

玩家不断更迭。华为坚持不造车，但它的阵营已经足够强大。苹果和滴滴放弃了。李一男失败了。李彦宏退而求其次，把“极度”汽车改成了“极越汽车”。

不是他们不够勇敢，而是这片曾经的蓝海已经被卷成了残酷的制造业游戏。资本的集体涌入，让赛道过于拥挤，车企曾经有关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梦想都化为了一句话：我家车更便宜。

梦想照进现实，首先变成了价格战。

从新能源汽车、电商到云业务，围绕价格的厮杀愈演愈烈。AI倒是还没有进入这样“成熟”的阶段。ChatGPT 掀起的大模型热潮，还在让中国的科技公司们忙着追赶。这不是AI第一次走上C位了。几年前的阿尔法狗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AI四小龙成为上一个繁荣周期的代表公司，但它们至今还在盈利的路上艰难前行。

没人知道谁会成为真正的大模型赢家。眼下，围绕大模型应该开源还是闭源，李彦宏和周鸿祎站在了相反的阵营——这倒是久违的大佬嘴仗。在中国互联网过去30年的发展中，这几乎是每一个风口的标配。

当大厂祛魅成为共识，互联网公司们都在害怕错过通往下一个数字时代的船票。

很多公司手中的船票正在过期。用户数、GMV、互联网广告收入，当这些与钱息息相关的数字都在停滞甚至滑坡，警报已经拉响。

必须去寻找新的故事了。

如今回看，转场的序曲或许从2018年就奏响了。这年前后，中国移动互联网网民数突破10亿。增长见顶的危机，直接写到了数字里。

嗅觉最敏锐的那拨人，已经提前感知到了冬天的气息。超过8家互联网大厂在2018年进行了裁员或者缩减招聘。此后几年，降本增效成为大众逐渐熟悉的词语。

于是，暂时忘记华丽的叙事与包装，脚踏实地，接受周期的考验，成为更多互联网公司的选择。

2022年年底，一贯温和的马化腾唱了一次黑脸，在内部员工大会上痛斥“触目惊心”的贪腐问题，还引用了一句中国足球的经典名句：“留给某些业务的时间不多了。”

那一年腾讯关闭超过40个项目：QQ影音、搜狗地图、腾讯看点、QQ堂、掌上WeGame......在一片向好的增长年代，大厂不差多养些业务，也憧憬着它们带来的梦想，但眼下，比起业务资产，它们更像是上个王朝留下的雕塑，除了彰显自己曾经的豪横以外，并无太多价值。

更多“雕塑”也在被清洗：京喜、淘特、盒马、哲库、PICO、企鹅电竞.....那些饱和式竞争策略下的产品，如今构成裁员的大头。变化落到小红书，就是大厂离职博主越来越多。

至于那些被保留下来的业务，它们普遍被要求离钱更近。

电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归宿。

它离钱实在太近了。罗永浩在这里还清了6亿债务，俞敏洪在这里带领新东方完成了转型。当国内增长见顶，电商大军加快了在海外的攻城夺地，大力出奇迹的信仰，在很多海外市场依然生效，并为电商公司们的营收创造实实在在的增长。

至于那些没能力做电商的平台，也在努力挣着为他们导流的钱。互联网曾经一切有关商业模式的奇妙畅享，似乎都退化为了一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很难不让人唏嘘。

在人类社会中，梦想让位于现实，是很多人步入中年后的选择——区别只在于主动或者被动。

肉眼可见地，上个时代的互联网主角逐步“中年化”。已经在纽约买下NBA球队的蔡崇信被阿里巴巴请回，这位财务出身的老板重新掌舵后，要带领集团重新聚焦电商、回归淘宝，减少非核心业务的投入。而遥想十年前，阿里巴巴还在倡导从“电商公司”转为“大数据公司”。

当然，这项选择无法用好或坏来定义。

务实的风气，确实让很多互联网公司成为更加成功的商业公司。爱奇艺连续盈利、腾讯音乐的付费率越来越高、B站亏损不断收窄、BAT企业服务收入占比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上市互联网公司传出扭亏为盈的捷报。这也是另一种层面的梦想成真。

“中年互联网”的舆论场中，涌现出更多的抱团取暖与和解。——“中年人”似乎没力气打架了。

4月22日下午，雷军在微博中为友商做起了宣传。“如果您实在着急购车，国内新能源汽车都不错，比如，智界S7、蔚来ET5、小鹏P7系列等，大家也可以考虑选购！”

互联网三十周年大会上，周鸿祎与曾差点让他失去自由的马化腾相遇。已经“转行”自媒体的周鸿祎没有放弃这个流量机会，称马化腾为“老朋友”。马化腾说：现在成为主播了。你现在是网红的红是吧。

仿佛十年之前，他们是亲密无间的老友。

变化，是互联网世界的永恒主题。《人民日报》曾经在2000年发表时评，感慨让100多万用户免费用上Foxmail的无业游民张小龙，是朋友眼中的悲剧人物。但最终，他用一款产品改变了整个时代的交流甚至生活方式。

或许每个时代都会出现自己的张小龙。这是中国互联网在过去三十年里展现过的韧性。

梦想会蛰伏，但不会就此消亡。这也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进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