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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陕西大荔县一位女子因索要男方高额彩礼且拒绝退还,导致男方愤而跳河自尽。
2021年,甘肃永靖一男子因彩礼未谈拢刺死未婚妻,留血书后自杀未果。
2023年,四川凉山因女方悔婚拒全额退还彩礼,30万只退15万被男方父子持刀砍伤。
近年来,因为彩礼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频频发生。
“关于彩礼,你怎么看?”这似乎已经成为许多家庭间茶余饭后谈论的热门话题。
彩礼,这一在中国婚姻制度里存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习俗,因其所引发的持续不断的争议,已然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有人认为它是促进家庭和谐的黏合剂,而有人却认为它是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在微博平台,以“彩礼”作为搜索关键词,采集到500条实时数据后,我们发现了一些隐藏在彩礼争议中的关键话题,如“民法典”、“江西”、“女性”。
数据来源:微博平台#彩礼#话题大数据抓取 数据统计时间:2024/6/19
人们对于“民法典”的关注,重点聚焦在彩礼于婚姻中的性质、归属以及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处理等方面。这充分表明大众法治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对婚姻中财产关系的高度重视。
而“江西”成为高频词,缘于人们对江西当地的彩礼习俗以及一些高额彩礼的案例报道充满了关注与争议。
江西令人咋舌的天价彩礼是偶然现象吗?彩礼在今天社会构建中发挥着怎样的角色呢?它到底是一种文化传承还是礼仪模式呢?种种疑问,终需一探究竟。
一、多种因素交织 彩礼究竟受何影响?
传统习俗中的彩礼“身影”
彩礼,作为婚礼习俗中的一部分,迄今已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在中国,各地婚俗纷繁多样,那么,不同地区之间的彩礼金额是否与当地的社会习俗有着紧密的关联呢?
北方的豪爽与南方的婉约,是否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彩礼的数额?
我们通过大数据收集了各地的婚礼风俗,彩礼金额与当地习俗在一定程度上联系紧密,传统观念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比如在部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地区,如福建、浙江等地,由于传统观念中对婚礼排场的重视,婚礼习俗里要求必须有“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且婚宴规模要大、招待要极尽奢华,这些要求使得彩礼成为一笔不小的开支。即便家里经济不宽裕,许多人也会想方设法凑齐高额彩礼,来遵循祖辈流传下来的婚俗礼节。
重男轻女病态观念
鉴于近年来江西彩礼争议频发,为探寻其根源,我们追溯当下适婚年龄人口在当年的出生性别比状况。
通过溯源,发现在1999 - 2000年,江西省0岁女婴的死亡率是男婴死亡率的两倍之多,24年后的今天,这批新生儿正值适婚年龄。
尽管一孩性别比与他地没有明显差异,但二孩及二孩以上性别比却都达到了200及以上。
这一系列数字无不指向一个令人沉默的答案——在江西,部分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使得当地对女婴的重视和照料相对匮乏。高额彩礼现象或许正是这种传统观念在婚姻的一种折射,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价值被物质化衡量,进一步突显出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彩礼问题也并非只是单纯的金钱交易,而是社会观念、家庭关系、地域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在当今社会,为彩礼确立一个合理的定位来兼顾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的需求,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而江西,绝非个例。
彩礼牵出的经济“脉络”
那么,是不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彩礼的金额就越高?
答案是不一定的,我们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正比相关性,但并非铁律。
例如在江苏,GDP总量在全国稳居前列,但彩礼数额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较高的GDP水平和优越的生活条件,让当地民众在婚姻选择的考量上愈发多元化。在接受系统教育和获取前沿信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更加开明的婚姻观,愈发注重婚姻双方的感情基础与共同价值观,而不再是过度拘泥于传统彩礼形式。
彩礼与教育的奇妙交织
各地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否会与当地的彩礼金额擦出别样的火花?
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一定关联性。
北京、上海等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彩礼金额在全国均值以下。在这些地方,现代化的婚姻观念和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使人们会更侧重于婚姻的质量,而非把彩礼当作重点。
相比之下,教育水平中等的山西、陕西等地,彩礼金额则相对较高。这或许是因为当地的教育普及程度不足,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部分人仍将彩礼视为婚姻中的重要保障。
在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福建、江西、黑龙江等地,彩礼金额也比较高。教育的缺失使得传统习俗和观念的影响力较大,人们对彩礼在婚姻中的作用仍存在一定的认知局限,使得彩礼金额居高不下。
教育的普及,也不断增强了女性的专业素养、提高了自我意识。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从2008年的46%提升至2023年的50.3%,受高等教育程度超越男性。在过去,彩礼主要是由男方与女方的父母商讨后确定金额,而如今,女性在彩礼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度。
二、彩礼的“进与出”之账
一方面,彩礼承载着对传统风俗习惯的传承;另一方面,它在满足家庭经济等诸多方面需求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例如,在一些地区,男方家庭认为彩礼是对女方家庭养育女儿的一种感谢和补偿;而女方家庭则可能更多地将彩礼视为女儿婚后生活的一份保障。
但在一些地区,男方家庭将彩礼视为暂存于女方的“活用储蓄”,女方婚后仍需将彩礼用于男方家庭以“补贴家用”;女方家庭则认为这份彩礼是属于父母养育多年的“投资回报”或留给女方兄弟的一笔“老婆本”。
基于接收方和用途的不同,彩礼在其中扮演着的角色也随之各异。彩礼既能成为助力家庭幸福和维护经济稳定的“天使”,也能成为物化和剥削女性的“魔鬼”。
近年来,在彩礼的众多选择中,“首饰”成为了仅次于礼金的第一大热门。
首饰的单价往往不会太高,能够被大多数家庭接受,同时还具备很强的展示性,更能直观地展现出彩礼的丰厚和华丽。
彩礼一直以来都被视作一种“面子”的象征,在家庭可承受的支付能力范畴内,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首饰视为彩礼的最优选择。
“十里红妆”还是“丰俭由人”?谁主婚俗
彩礼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在调查的31个省级地区中,没有一个省份的婚姻完全不需要彩礼,而在其中,26个地区收取彩礼的婚姻数量占本地区总婚姻量的50%,17个地区甚至超过了70%。
在山东、河北等地,收取彩礼的婚姻在当地整体婚姻中的占比额颇高,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方地区的婚礼传统更注重彩礼形式。
相较之下,南方地区在彩礼这一问题上则呈现出更为显著的弹性和灵活性。
但过高的彩礼占比伴随而来的是沉重的经济支出压力。
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为例,该地的农村家庭中62%的年收入在1万到5万之间,但彩礼却平均高达15万,有时甚至达到20万。这些费用是普通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显然是入不敷出的状况。
在我国不少地区,高额彩礼现象屡见不鲜。有不少人表示:“高额彩礼让家庭不堪重负,为了凑足彩礼钱,几乎耗尽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这种现象明显对家庭正常生活造成了干扰。
三、“黏合剂”或是“导火索”,全在于人
彩礼究竟在婚礼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此,持有截然不同观点的两方引发了无数争议。
其中一方坚定认为彩礼可以成为连接双方家庭的“黏合剂”,是两个家庭帮助组建一个新家庭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另一方则直指彩礼是引发矛盾的“导火索”,是女性被物化的鲜明例证,其沉重的负担也致使许多家庭关系因彩礼而产生裂痕。
不可否认,彩礼对婚姻的促成以及双方家庭的认同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彩礼既代表了男方对女方的尊重和重视,也体现出对女方家庭的经济补偿和感谢。在某些地区,彩礼被视为家庭经济的一部分,能够帮助新人构筑起更为稳定的家庭基础。
彩礼仪式本身还具备着社交和情感上的价值。通过彩礼过程中一系列的仪式,双方家庭能够进一步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婚前的紧张和不安,也为双方日后的家庭生活奠定了基础。
然而,令人忧心的是,高额彩礼已经给许多家庭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经济重负。部分家庭出于攀比和虚荣心理,致使彩礼金额逐年上涨,导致家庭债台高筑,甚至对家庭的正常生活和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这种现象不仅给经济基础薄弱的家庭带来沉重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公平和进步。
彩礼作为一种物质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得家庭关系异化。某些家庭将彩礼视为婚姻的“买卖价格”,从而婚姻关系失去了应有的情感基础和尊重。更有家庭将女儿的婚姻与彩礼的价值相挂钩,通过对彩礼的不断加码以平衡心中那早已倾斜的物欲和情感的天平。
“事物的性质取决于人对它的利用方式。”彩礼究竟是双方家庭的经济桥梁还是斩断情谊的刽子手,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人。究其根本,彩礼只是一种形式、一类物品,唯有使用它的人才能决定其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在传统观念之中,彩礼被视为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展现婚姻诚意的方式。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代年轻人对于彩礼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不少年轻人认为天价彩礼无异于变相的“买卖婚姻”,它已经成为阻碍婚姻幸福和社会进步的一道藩篱,绝非幸福的保障。他们更加注重婚姻的感情基础和两性平等,相信“爱情不是买卖,彩礼不应成碍。”
人们发现,高额彩礼无法保证婚姻的幸福与稳定,甚至可能因为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的加重而增大婚姻破裂的风险。相反,那些以感情为根本、不纠结彩礼数额的新婚家庭,在婚后的生活中往往更容易保持稳定和轻松,家庭的幸福感也相对更强。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彩礼”“返还”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从2003年——2024年,共有84214篇相关文书。这些文书的存在反映出大量因彩礼问题引发的法律纠纷,彩礼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法律和社会问题。
社会对婚姻的期望以及价值观的变化,也是致使彩礼争议不断的关键因素之一。传统观念对彩礼的重视,使得许多家庭在婚姻协商时把彩礼当作衡量婚姻质量和家庭地位的标准;而当代社会所追求的平等和自由恋爱观,在一定程度上对高额彩礼的存在表示反对。此外,媒体的宣传和社会舆论对于彩礼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每一对未来新人的心态与选择。
四、挣脱彩礼之缚,让爱情自由绽放
早在很久之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就已经针对彩礼习俗展开了引导和干预。
2020 年颁布实施的《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婚姻家庭的禁止性规定】中明确指出,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同时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在地方层面,各地也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例如,江西当地政府将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 3 倍值来确定彩礼限额标准,超过这一标准即为高价彩礼。河南濮阳规定了彩礼礼金酒宴等的最高限额,其中农村婚嫁彩礼不得高于 6 万元,城区婚嫁彩礼不得高于 5 万元。甘肃定西也明确要求婚嫁礼金不能超过 5 万元,以此来治理高价彩礼现象。
彩礼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具有多面性。一方面,高额彩礼可能带来经济负担,引发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彩礼又能起到一定的黏合作用。因此,如何在保留传统的同时规避其负面影响,平衡经济需求与文化传承,是现代社会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从长远来看,解决彩礼问题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首先,应当进一步增强国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让婚姻回归以爱情为基础的本质。其次,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扶持和教育投入,改善经济状况,提升居民整体素质,从根源上缓解因经济压力导致的高额彩礼现象。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应当倡导男女平等的婚姻观,破除传统陋习,尊重婚姻自由和爱情的纯粹性。
彩礼问题不单单是婚姻中的具体表现,更是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念碰撞的缩影。唯有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够逐步化解这一问题,让婚姻更加和谐美满,使社会更加稳定有序。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只有这样,彩礼才能真正变成婚姻的黏合剂,而非矛盾的导火索。幸福的婚姻,不应被彩礼束缚,而应由真挚的感情和相互的尊重来支撑。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婚姻的理解和期待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也许,只有当彩礼不再成为婚姻的门槛,爱情才能真正自由地绽放。